从估值600亿到市值236亿 卫龙经历了什么******
学校门口五毛一包的辣条,曾是不少学生的心头爱,也是家长们的眼中钉。毕竟在很长一段时间,辣条都是“垃圾食品”的代名词。
成立于2001年的卫龙(09985.HK),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痛点背后的机会——通过塑造干净卫生、高端的品牌形象,逐步抢占国内辣条市场。
随着辣条生意越做越大,卫龙也受到了资本的追捧。红星资本局注意到,2021年5月,刚完成了Pre-IPO轮融资的卫龙估值一度高达约600亿元,在一级市场可谓风光无限。
但“高峰”后的“下坡”也很快到来。2022年12月15日,卫龙登陆港交所,上市当天股价便破发,企业估值也大幅度缩水。截至1月31日收盘,卫龙报收11.62港元/股,最新市值273.20亿港元(约合人民币235.53亿元)。
估值破灭背后,围绕“辣条第一股”的争议也随之而来,比如主营业务增速放缓、单一产品抗风险能力弱、行业门槛低等等。
资本重估
卫龙上市之路坎坷
卫龙先后三次递交上市申请,但上市首日即遭破发。期间,卫龙还向机构投资人进行了巨额股份补偿。
回看卫龙的上市之路,可谓十分坎坷。
2021年5月初,卫龙完成Pre-IPO轮融资,并首次引入外部资本;CPE、高瓴、腾讯、Yunfeng Capital、红杉资本等均在其中。
2021年5月12日,卫龙首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。不过,卫龙等了6个月直到招股书即将失效,也没有等到港交所聆讯。
就在上市材料失效的前一天,卫龙二次递交申请,并于2021年11月14日通过上市聆讯。但由于市场环境不佳,卫龙又选择延后上市。
2022年4月,高瓴、红杉、腾讯、CPE源峰等机构投资人,要求卫龙进行巨额的股份补偿。卫龙以0.00001美元每股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了1.576亿股普通股,近乎无偿地将股份转给了前期投资者。此举还大幅拉低了公司利润,导致卫龙2022年上半年亏损2个多亿。
此次补偿后,卫龙的估值降为50.84亿美元,粗略计算为350亿人民币,相比于此前约600亿元的估值已经接近腰斩。而这还仅是卫龙资本“梦碎”的开始。
2022年6月27日,卫龙第三次向港交所递表,并于次日再次通过港交所聆讯。
2022年12月5日,卫龙公告称发售价为每股10.4港元至11.4港元之间。随后在2022年12月14日,卫龙公布发售价厘定为每股10.56港元。也就是说,卫龙几乎是以下限价发行,这意味着机构并未对卫龙给出太高的溢价。
2022年12月15日,卫龙正式登陆港交所,但首日即遭破发,开盘跌超3%,收跌5.11%,首日市值为236亿港元。
而后股价再连跌两日,12月19日收盘,卫龙跌至每股8.85港元,总市值为208.08亿港元(约合人民币186亿元)。
卫龙估值破灭背后,一方面是前期资本确实“过热”,经过曲折的上市之路以及新消费市场热度降温后,市场开始趋于理性;另一方面,从卫龙第三次递交招股书所更新的财务数据来看,其业绩也不足以让市场满意。
最新招股书显示,2019-2021年,卫龙的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23%、21.71%、16.5%;而在2022年上半年,卫龙营收直接同比下滑了1.8%;与此同时,净利润增速从2020年的24.41%也缩水到2021年0.97%。这都显现出卫龙的赚钱能力有所减弱。
高端悖论
“连卫龙也吃不起了”
辣条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,这让卫龙的高端化、提价空间受到一定限制。
一直以来,卫龙都在积极营造自己的“高端”形象。
某种程度上,这确实是卫龙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重要推动力,但“用力过猛”也可能反噬企业在用户心中的塑造品牌形象。
公开资料显示,卫龙分别于2022年4月与2022年5月对企业产品进行提价,其中2022年4月定量产品终端售价提价1元,2022年5月散装产品终端售价提高30%,提价后渠道利润率总体上升。截至2022年7月,流通和KA渠道(重点客户渠道)已完成价格传导。
据光大证券研究院数据,以一包106g精装版大辣条为例,提价前售价为4元/包,提价后价格为5元/包;各渠道环节中,出厂价与终端零售价均明显上涨。
与此同时,关于卫龙涨价等话题也登上微博热搜,引发网友广泛讨论。不少网友表示:“连卫龙也吃不起了。”
消费者层面的“不满”情绪,在卫龙2022年上半年的财报中也有所体现。
首先从销量来看,招股书显示,2022年上半年,辣条所在的调味面制品业务的销量,比上年同期少卖13081.2吨,销量下滑幅度达到13.82%。
这也是过去五年中,卫龙以大面筋、小面筋为代表的调味面制品业务首次出现销量下滑;与此同时,蔬菜制品和豆制品及其他产品销量也分别下降了3.94%、19.71%。
其次从收入来看,招股书显示,2022年上半年,卫龙营收同比下降1.8%;其中,调味面制品实现营收13.4亿元,同比下降4.3%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,消费者在辣条的选择上,并不是非卫龙不可。
据斯特沙利文数据,按2021年零售额计,卫龙作为中国最大的辣味休闲食品企业,其市场份额也就占了6.2%。也就是说即便是行业第一的卫龙,市场话语权也并非那么高。
同时,辣条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行业,低门槛让行业愈加内卷,这让辣条行业的高端化、提价空间受到一定限制。
相比之下,在“高端”之路上,如三只松鼠、良品铺子等零食企业,“高端”依靠的是原本的品牌形象和丰富的产品矩阵。这些企业切入高端辣条市场的优势也优于卫龙。
而卫龙绑定在辣条单一产品以及直接提价的方式,这种“高端”最终可能会让消费者越走越远。
渠道之困
经销商或成双刃剑
卫龙称:“我们依赖第三方经销商将我们的产品投入市场,而我们未必能够控制我们的经销商及彼等的次级经销商及零售商。”
营收增速下滑,卫龙迫切需要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,这也是重拾市场信心的关键。
目前来看,拓展收入的路径有两个,一是产品多元化,二是渠道线上化。这是卫龙的新机会,同样面临的挑战也不小。
首先是产品多元化。其实从2014年起,卫龙就开始了休闲化转型之路,先后推出魔芋、干脆面、自热火锅“背锅侠”、酸辣粉、“自来熟”辣条火锅等产品,2020年还推出溏心卤蛋系列等等。
经过长期的发展,以魔芋爽为代表的蔬菜制品占营收的比重已经显著提升。
招股书显示,2022年上半年蔬菜制品营收占总收入已经达到36.2%。但与此同时,不管是魔芋爽还是其他产品,这些休闲零食早已是一片竞争红海市场。
从卫龙的研发投入来看,招股书数据显示,2019-2022年上半年,卫龙的研发投入分别为57.3万元、337.6万元、549.7万元和693.4万元,占总收入比例仅为0.3%左右。这样的投入,或许很难证明卫龙在研发上的“诚意”。
其次是渠道线上化。卫龙在线下渠道建设上表现十分亮眼,招股书显示,截至2022年6月30日,卫龙与超过1830家线下经销商合作,销售网络覆盖了中国73.5万个零售终端。
与线下的强势相比,卫龙的线上渠道布局显得有些滞后。招股书显示,2019-2021年,卫龙营收中分别有92.6%、90.7%和88.5%来自线下经销商,线上渠道占比仅有10%左右,低于良品铺子的53.1%和辣条同行麻辣王子的20%。
卫龙招股书透露,企业消费者有95%是35岁及以下人群,55%的消费者年龄在25岁及以下,而这部分群体正是热爱网购的消费主力群体。这样看来,卫龙若是重点发力线上,依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但现实是由于长期依赖线下渠道,也会给线上转型带来较多阻碍,比如推动线上的营销折扣,就会影响经销商的利益。
卫龙在招股书中也坦言:“我们依赖第三方经销商将我们的产品投入市场,而我们未必能够控制我们的经销商及彼等的次级经销商及零售商。”“经销商选择或者增加销售竞争对手产品、未能与现有经销商续订经销协议及维持关系、经销商减少、延误或者取消订单等情况均会造成卫龙收入波动和减少。”
曾经靠着线下经销商打开市场局面,如今却成为了卫龙发展的双刃剑。如何拓展渠道,颇为考验卫龙管理层。
小结
当下,卫龙确实面临着主营业务增速放缓、单一产品抗风险能力弱、行业门槛低等诸多问题。
如何打开新局面?如今成功上市的卫龙,需要尽快给出一份新“答卷”。
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 刘谧
东西问·中外对话 | 消除“月经贫困”,东西方如何合作?******
中新社北京5月28日电 题:消除“月经贫困”,东西方如何合作?
中新社记者 曾鼐
5月28日是国际经期卫生日。月经并非一个仅属于女性的私密话题,它背后关乎广大女性的健康和尊严。如今,“月经贫困”已成一个世界性问题。消除“月经贫困”,如何推动全球行动?创新科普宣传,中外该如何合作?中新社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(Justine Coulson)对话快手博主“科学少女壳酱”王鸿坦。
康嘉婷表示,在不少地区,月经的污名化现象仍然存在,需要国际合作消除“月经歧视”“月经贫困”。她指出,一些西方的、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,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,要依托新技术手段,在青年群体中开展心理健康和科普工作。
作为一名科普博主,王鸿坦认为,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代代相传导致,建议东西方在女性健康等领域加强合作,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,更多关注贫困地区女性健康安全。
“东西问·中外对话”邀请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(Justine Coulson)对话博主“科学少女壳酱”王鸿坦。 田博川 摄对话实录摘编如下:
中新社记者:为什么一些地区会有“月经羞耻”的文化?“月经歧视”的现象严重吗?
康嘉婷: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,每天都有很多女性,因为月经而受到歧视或遭受不公平对待。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禁忌或对月经的污名化造成的,也可能是因为她们没钱购买卫生用品。在一些文化中,女性在月经期间被认为是不洁或肮脏的,这显然是一个误区,但她们却因此被所在社群排斥。
在一些国家还存在其他形式的歧视,例如,女孩在学校来月经时会被男孩取笑、甚至遭遇性骚扰。有时,当一个女孩开始来月经后,尽管她还是个孩子,人们就认为她可以结婚了,这些女孩可能会被迫早婚。对于不少女性来说,经期安全仍然是一个严峻问题。
王鸿坦:历史上,“月经羞耻”是源于社会对月经没有科学认知,又因月经与性相关,本身属于较私密话题,常常被污名化。例如,在罗马时代有学者称,如果经期妇女碰到铁,铁会生锈,如果她碰到麦子,麦子会枯萎。随着现代医学发展,越来越多人认识到,月经属于正常生理现象,但受文化等因素影响,“月经羞耻”仍然刻在一些人的认知中。消除“月经歧视”“月经羞耻”的问题,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环节,需要在小朋友、青少年的成长阶段,为他们构建科学的认知体系。
中新社记者:“月经贫困”是什么?如何通过国际合作,解决“月经贫困”?
康嘉婷:“月经贫困”是指妇女或青春期女孩没有足够资金购买卫生用品、治疗疼痛的药物、新内衣等一切保障经期健康所需要的物资。“月经贫困”不仅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,每个国家的贫穷女性都可能面临此问题,例如,在欧盟或我所在的国家英国,统计显示,预计每十个女孩中就有一个买不起每月所需的卫生用品。尤其疫情期间,很多家庭承受了额外的经济压力。
值得注意的是,当女孩需要这些卫生用品却无力购买时,她们可能会做出危险的事情,例如,她们可能会被迫去商店里偷东西,或进行性交易;女孩们也会因为买不起卫生产品,就不去上学了。
为了解决“月经贫困”的问题,一些国家的政府减少或取消卫生用品的增值税,以降低经期管理成本,但国际社会仍需要做更多工作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,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,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也可以作出贡献。特别是在非洲地区,女性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,应该通过合作去解决问题。
当女孩受到歧视时,她们也会面临心理健康的问题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一些来自西方的、旧有的心理健康支持模式,并不一定适合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,未来可更多通过网络在年轻人中开展心理健康指导工作。
中新社记者: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的合作情况如何?
康嘉婷:几十年来,联合国人口基金与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保持密切合作,致力于加强孕产妇保健服务等,中国的孕产妇保健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,可预防的母婴死亡率明显下降。在青年群体和残疾人群体中,我们也与当地合作做了大量工作,普及性教育知识等。同时,也与中国各级政府合作,消除“重男轻女”的风气,我认为,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。
中新社记者:女性在月经期间,喝热水有助于缓解不适吗?社会应如何更有效推动科普工作?
康嘉婷:全球范围内,平均有20%的女性在月经期间感到虚弱和疼痛。对于女性来说,能够有条件管理经期健康、获得止痛药、向医疗工作者寻求咨询,这些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想在月经期间喝热水,喝热水会让你感觉更好,那喝热水就没有坏处。我认为,在获取正确信息的基础上,做出个人选择,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王鸿坦:网络流传的一些经期“保养秘方”,大多不科学,例如经期一定要多喝热水,热饮本身可能会对舒张血管有一定作用、缓解一点疼痛,但不适用所有人。经期处于一个更容易感染的状态,需要注意个人卫生,可以用温水清洗,但不可盲目购买网上推荐的洗液,洗液主要是针对一些疾病进行治疗,如果本人是健康状态,过度使用洗液反而容易生病。
做科普工作时发现,一些错误认知可能是“代代相传”造成的,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,谣言有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。在女性健康等领域,建议东西方加强合作,例如在校园中推进互助项目,向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,将“月经歧视”“月经羞耻”等问题消除在萌芽阶段。同时建议推动社会民间组织合作,更多关注贫困地区的女性安全。
中新社记者:消除“月经歧视”,男性能做什么?
康嘉婷:回想起40年前,在我上学时,当女孩到了12岁,会被带去“谈话”,所谓“谈话”,即所有女孩被带到学校礼堂,听一场30分钟有关经期的演讲,没有提问机会。这是在那个年代,老师跟年轻人介绍月经的方式。在那次30分钟的“谈话”后,接下来5年学校生涯中,我再也没有其他机会讨论经期健康,男孩们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月经健康的信息或指导。
现在,不应该再有人重复我12岁时的那种经历——仅仅跟女孩们在学校聊一次月经健康。现在需要在学校的生物课、性教育课程中设计相关的环节,让男孩和女孩一起学习月经知识,让他们知道,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,而不是一个禁忌。(完)
(文图:赵筱尘 巫邓炎) [责编:天天中] 阅读剩余全文() |